每一物的气（形质）不同即物不同，故理不同，这个理是具体的，但都是气之所生。

而思诚上面又自有工夫在。但是真实情况如何呢？这两个层面是什么关系呢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

元者生意，在亨则生意之长，在利则生意之遂，在贞则生意之成。这三种体裁之中，朱子最重视兴。孔子说过，不读诗，无以言，从言语亦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境界之高低、修养之程度。这是朱子关于审美境界的又一个重要思想。这是一种没有包容性的自身同一的静止观点，认为仁作为概念实体或精神实体，是静止不动的，它可以有各种属性而自身是不能活动的。

要学，须是像曾参（曾点之子）一样在事上学。[37] 这既是讲仁者之心，也是讲仁心，仁者之心全体是仁，发出作用，是仁者之事，毫无间断，贯通内外，这就是仁的境界。[34]《朱子语类》卷七十四。

因此，不能用来解释朱熹的思想。但是，朱熹在讲不杂的同时，明明又说二者不离，这就否定了理是独立的存在。程颐所说的体用、显微，是指理与象而言的，至微者理也，至著者象也[36]。[38]可见，象是显义的，不是遮蔽意义的。

那么，理先气后之说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朱熹经常是又分又合地讨论理气关系，其中包含着不同层面的问题，即观念论的层面和存在论的层面。体则是作用何以发生的根据，它是用之体，不是用之外别有体。

无此物，则无此性[10]等等之说呢？可见，只有落在存在的问题上，才能将二者的关系真正说清楚。另一方面，其性其形又不外乎一身，即只能从物上说明。[47]《朱子语类》卷五十九。这才是朱子哲学的实质所在。

二元论认为，有两个世界：一个是精神世界（或观念世界），一个是现实世界。造作是一种能力、一种活动，是有时间性的。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结局，但这绝不是不可能出现的结局。[1]《经筵讲义》，《朱子文集》卷十五。

朱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解释理与物（气）的统一关系的。物是世界的基本存在，只有形而上之理不能成为一物，只有形而下之气也不能成为一物，物必须是理气之合。

就其有形有象可以感知而言，可以说是现象。[26]《答王子合》，《朱子文集》卷四十九。

他提出理气决是二物之说，就是为了强调理的意义和作用。他又将自然界的流行变化说成是与道为体，即体现道体，认为道体无所不在，道之体便在许多事物上。从根本上说，这是一个世界的理论，而不是两个世界的理论。朱子是在两种情况下谈到理先气后的。[44]既然如此，他为什么又主张体用合一呢？朱子所谓体用之分，同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一样，是解释世界的重要方法。否则，天地人物依据什么而存在？气又如何发育流行？可见，他不是从存在上论先后，而是从存在之何以存在的本体上论先后。

无间之说则进一步表明，象是理的功能、作用，亦即理的展开过程，理便存在此过程中，不在此过程之外。既然存于气中，当然就无所谓先后，这就不是观念的问题，而是现实存在问题。

体用范畴是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范畴，也是最有理论特色的范畴。从存在上说，理气无先后，有是理则有是气，有是气则有是理，无先后次序之可言[16]（这方面的论述很多，不细举）。

天地之间只有物（包括人），盈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[1]。[6]《答袁机仲别幅》，《朱子文集》卷三十八。

朱子从体用合一的观点论道体或道，这是给予世界存在方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，很值得重视。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互相矛盾的说法，其实只是论证角度和方法的不同。这也就是朱子所说的一原无间[43]。但是不是真有这样一个理世界呢？这是问题的关键。

但是，朱子哲学同西方的观念论是有区别的。依前一种回答，就是一个宇宙生成论的问题。

这与理气不相离之说是一致的，也是从时间上说的。先天的即是先在的，但是，仍有不同解释。

[2]但是，理是生物之本，气是生物之具，这是朱子在理气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观点。按照实在论的解释，理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实在即理念，照前面所说，朱子并不认为有这样的理如一物般存在。

[39]又说：体用一源者，自理而观，则理为体，象为用，而理中有象，是一源也。其实，体用显微之分，则不能无也。这就是西方的所谓主体哲学。因此，重新探讨理气关系，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。

前一种说法是将观念论与存在论合在一起讲不离不杂，具有观念论的某些特征。至于用微与显说明体用关系，并不是说，在显现的现象背后，隐藏着不可知、不可求的本体，而是说，本体无形无象，故隐而不显，微而不著。

认为朱子是二元论的人说，在朱子哲学中也有两个世界，一个是理世界，一个是气世界（或由气所构成的现实界）。黑格尔哲学中的精神，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是指主体精神，在其逻辑学中是指纯粹的逻辑概念，并无朱熹所说的先后问题。

他在《西铭解义》中提出理生气之说，就意味着，理是永恒的，气是有生灭的。[7]《朱子语类》卷六十二。